那张褪色的蓝色塑料封皮，静静地躺在老樟木箱子的最底层，压在母亲手织的旧毛衣和几张早已泛黄的奖状下面。我是在清理老屋准备搬家时发现它的——我们家遗失近二十年的户口本。封面上烫金的“户口簿”字样已斑驳脱落，内页的纸张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化成粉末，但真正让我呼吸一滞的，是翻开第一页时看到的那行用蓝色钢笔写下的、早已被岁月模糊的备注：“1958年自杨柳村迁入”。

杨柳村。这个地名从未出现在我们家族的任何口述历史中。祖父是土生土长的县城人，父亲从小在农机厂长大的故事我听了不下百遍。这本突然出现的户口本，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，瞬间搅乱了所有既定的家族记忆。

带着疑惑，我拜访了县档案馆。戴着老花镜的管理员在听完我的来意后，从里间搬出了一摞蒙尘的册子。“1958年啊，那是特殊时期。”他一边翻阅着纸质已经发脆的迁移登记册，一边慢悠悠地说，“那几年户籍变动大，很多记录不完整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户口管理制度，是经过多次改革的产物。”他向我简单解释了我国户籍制度从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确立城乡二元结构，到改革开放后逐渐松动的演变脉络。但我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，而是那行小字背后的具体人生。

几经周折，我在一本边缘破损的“特殊人口迁移备案”中找到了线索。登记显示，祖父的名字赫然在列，迁移原因一栏写着简短的“投亲”。更令我震惊的是，在“原家庭成员”一项里，除了我熟知的曾祖父母，还有一个被划掉又依稀可辨的名字：陈月英。

陈月英是谁？回家询问父亲，他先是茫然，随后脸色微微变了。“好像……是你爷爷的姐姐？很早就没了，从来没人提。”父亲努力回忆着，“你爷爷生前倒是提过几次杨柳村，但每次都含糊带过，只说那地方‘早没了’。”

“早没了”三个字，像一把钥匙。我开始查询地方县志，在水利建设的章节里，找到了答案：1957年，为修建一座大型水库，杨柳村及周边三个村落被整体搬迁淹没。所有的居民被分散安置到邻近的县镇。这段被称为“支援国家建设”的迁徙，在官方记录里只有寥寥数语，却意味着数百个家庭从此割裂了与故土的血脉联系。

祖父，便是这数百个家庭中的一员。他带着父母（我的曾祖父母）迁到了现在的县城，投靠一位远房表亲。而那个被划掉的名字——陈月英，我的姑奶奶，却留在了即将被淹没的村庄里。县志编纂办公室的一位退休老先生，在听说我的来意后，沉吟许久。“那年头，搬迁有时间限令。有些老人，死活不愿离开祖坟地。也有些……是走不了的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说的杨柳村，我有点印象。搬迁前一年好像闹过一场急病，村里走了几个人。是不是你找的那位，就不好说了。”

“走不了的”。一个残酷却可能的真相慢慢浮现。或许是因为疾病，或许是因为执念，陈月英留在了即将消失的村庄，她的名字也因此从迁移名单上被“划掉”，如同被从家族前行的列车上轻轻抹去。祖父带着失去妹妹和故土的双重伤痛，在陌生的县城开始新生，并将这段记忆深深埋葬，甚至重构了家族起源的故事。迁徙，在这里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，更是一种心理和记忆的断裂与重建。这让我想起社会学家常说的“结构性遗忘”——在重大的社会变迁中，一些过于痛苦的记忆会被整个家庭或群体有意地封存或修饰，以适应当下的生活。

这本遗失的户口本，就这样成了连接断裂时光的脆弱桥梁。它不仅是一份法律身份文件，更是一个家族创伤的沉默见证者。那些标准的格式栏目背后，藏着无法被栏目容纳的个人悲欢与时代尘埃。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，早已从过去严格的管控工具，转向更多承载公共服务与人口信息登记的功能，但每一本户口本的历史层累，都映射着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命运折线。

我最终没有去探寻水库下的村庄旧址。有些秘密，一旦被揭开，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理解与安置。我将那本户口本仔细地用软布包好，放回了樟木箱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我知道了它的重量。它提醒我，每一个看似平滑延续的家族叙事，都可能隐藏着时间的褶皱；而所谓“遗失”的，或许从来不是那本册子本身，而是一段我们尚未准备好去面对的、真实的过去。家族的根系，比我们知道的延伸得更深，也更复杂。这份复杂，正是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、独一无二的印记。